九游（NineGame）体育·官方网站-九游连接体育未来

　　

　　1988年的首都体育学院操场上，秋风已经有些凉意。训练结束后，一个教练对身边的人低声感叹：“这姑娘要是不练了，可惜了。”说线岁的吴冰，浑身是伤，却还在做着难度极高的翻腾动作。那时谁都想不到，眼前这个从小在垫子上摸爬滚打的女孩，日后会在好莱坞挂上“制片人”的名号，又在资本市场掀起波澜，最终被卷款出逃的指控紧紧缠身。

　　和许多体坛名将一样，吴冰的故事从童年训练场开始，却远不止于运动员的生涯终点。她一生中多次转身，每一次都显得干脆利落，从体操队，到花样游泳队，从教练到演员，再到广告人、制片人，头衔一个接一个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轨迹在同一代运动员中并不多见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种不断改写人生身份的能力，让吴冰一次次站到风口浪尖，也把她送上了争议的中心。

　　吴冰出生在北京，按老北京人的说法，是在皇城根下长大的孩子。5岁那年，她原本是去参加文艺节目选拔，结果被体操教练看中，理由相当直白：“这孩子眼神机灵，反应快。”一句话，就把她送进了体校，从此开启了长达12年的体操训练生涯。

　　体校的节奏极其单一。每天早晨六点起床，热身、压腿、翻腾，周而复始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竞技体育环境，训练讲究的是“吃苦”二字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也要学会自己安排生活，更要学会咬牙坚持。晚上困得睁不开眼，手上还沾着滑石粉，就那样倒头睡去，是当时很多体校孩子的共同记忆。

　　为了练柔韧性，教练每天会按规定时间压腿、拉肩，甚至直接坐到孩子身上。一个几十斤的小女孩，要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，筋骨被强行拉开，那种刺痛不是几句轻描淡写就可以带过去的。吴冰后来回忆：“那时候真是咬着牙挺过来的。”一句话，足以说明那段日子有多难熬。

　　苦练没有白费功夫。从1980年代初开始，她在全国比赛上逐渐冒头。13岁时，吴冰拿到全国体操女子全能冠军，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响当当的成绩。到17岁准备退役前，她手里已经攥着一摞奖牌，同时也留下了一身老伤，腰、膝关节都不同程度受过伤，这也是很多体操运动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　　成就和遗憾常常是同行的。由于家庭条件和其他客观原因，吴冰没能随着队伍出国参加某些重要比赛。队友凯旋时举着奖杯、九游体育官方网站挂着奖牌走进训练馆，那一刻的复杂心情，对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很难平静带过。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，她开始认真考虑将要面对的第二人生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吴冰的运动生涯并不是只在体操馆里画上句号。北京组建首届女子花样游泳队时，正需要有体操底子的选手，她得知消息后主动报名。从陆上跳板，转到水面舞台，又是一段从零开始。两年后，她拿下全国花样游泳冠军，完成了一次从体操到花样游泳的跨界，这在当年的国内体坛也颇为少见。

　　这些看似“横跳”的经历，悄悄塑造了她的一个特点：一旦看到机会，就敢扑上去试一试。

　　1980年代中后期，很多优秀运动员会被保送进入体育学院深造。吴冰也不例外，从国家队退下来后，她顺利进入首都体育学院。按说这是一条通畅的路径：读完书，当教练，留在体制内，工作稳定，生活有保障。

　　可现实并不如想象中轻松。身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她仍然要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，训练量没有大幅减少，上课经常请假，“退役”之后依旧围着器械打转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她渐渐意识到，如果不主动跳出去，生活可能就在熟悉的轨道上一直滑下去。

　　1988年，一个机会摆在了面前。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所俱乐部需要体操教练，通过渠道找到她，希望她过去执教。那时她刚二十出头，国内生活已算稳定，只需再读几年书，就能顺利拿到教练岗位。但她偏偏不愿就此“安顿”，觉得自己还有别的可能性，想试试外面的世界。

　　于是，她做出了很多人看来“冒险”的选择：离开北京，飞往墨尔本当体操教练。在那边，她拿到的收入远高于国内，住条件优越的房子，生活环境也更舒适。然而表面上的好日子，并没有完全合她心意。澳大利亚生活节奏慢，假期多，人们乐于享受当下。一到夏天，沙滩上晒太阳的人躺上一整天，这种舒缓的生活氛围，让习惯了高强度训练的她总觉得有点“浪费时间”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她再次做了决断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。纽约的节奏更快，机会也更多，这座城市对有野心的年轻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。她在那里继续做体操教练，但很快遇到了全新的问题——对待体育训练的观念差异。

　　在国内，教练对运动员有很强的约束力，严格甚至严厉，是当时普遍的方式。而在美国，儿童体育训练强调保护，打骂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吴冰过去那套“严师出高徒”的经验，在当地根本无法照搬。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用高压方式逼出动作质量，只能调整方法，慢慢摸索。这段经历表面看是挫折，实际上也在改变她看待“管理”的方式。

　　就在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些迷茫，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在体育圈打转时，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出现了。

　　1991年前后，成龙团队在筹拍《舞台姐妹》，需要一位有翻滚功底的女演员做替身和动作表演。熟人推荐加上她出色的运动能力，让她拿到试镜机会。试镜过程中，她在镜头前轻松完成高难动作，很快就入了剧组的眼。从此，她从体操教练变成了电影圈的新人。

　　刚进影视圈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武打戏难免磕碰，吊钢丝、翻跟头，挨打摔跤都是家常便饭。即便身体素质过硬，她仍然经常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收工。但比起体校训练，至少这一回的辛苦是她自己选的，心态就不一样。再加上多年运动训练积累的身体控制能力，一些高难度动作她上手很快，慢慢在武打替身圈里站稳脚跟。

　　正值1990年代初香港武打片、动作片的黄金时期，各类影片大量开拍，能吃苦、能打、长相又不吃亏的吴冰，得到了越来越多出镜机会。三年间，她参与了十多部影视剧，有时要同时赶三部戏，白天拍外景，晚上拍棚内戏，睡眠严重不足，这种超负荷工作状态在当年的香港电影圈很常见。

　　片酬却实打实地涨了上去。一部片子30万港币，对出身普通家庭的她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媒体开始把她归入“新一代打女”，一些娱乐报道里也给她安上了不小的噱头。按常理推测，再过几年，她如果继续拍戏，很可能在动作片领域站稳更高的位子。

　　然而，吴冰在事业看似上升的时候，又一次主动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她看得很清楚：演员这个职业，说到底还是要靠别人来选，能否遇上好角色，很大程度不在自己手里。即便名气再往上走，距离顶级女星的高度仍然不近，与其在片场等机会，不如换一条路，找到一个真正由自己掌控节奏的行业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的广告行业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。电视广告刚刚普及，专业公司不多，广告创意和制作的水平与国际成熟市场有较大差距。正是在这样一个“空档期”，嗅觉灵敏的人，总会看到其中的机会。

　　1993年，吴冰与肖文阁等人，以及她在好莱坞结识的一位美国导演，共同创立了DMG娱乐传媒集团，她担任总制片和关键管理角色。名称看上去颇有“国际范”，但创业初期的现实却很朴素——缺资金、缺经验，也缺成熟的团队。

　　在这家公司里，她的身份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从过去在镜头前完成导演要求，转变为在幕后主导整个流程：接项目、谈方案、负责创意执行、协调拍摄。广告片看起来不过几十秒、一两分钟，背后从策划到落地却要投入大量精力。对她来说，这又是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，却也带来巨大满足感。

　　创业的初期，意外常常比预期更多。一次广告拍摄刚刚搭好场景，有人不慎碰到了消防喷淋装置，整个摄影棚被水浇透。工作人员一片慌乱，设备、布景都受到影响，进度眼看要泡汤。在别人都垂头丧气的时候，她站出来先稳情绪，然后组织大家连夜抢修，第二天一早如期继续开机。这类“飞来横祸”，在她后来回忆中已经带着几分无奈的笑意。

　　资金方面的压力更实际。当时广告订单有限，现金流一旦断掉，团队可能马上解散。有一次，他们接到一个在北京拍摄啤酒广告的项目，对公司来说非常关键。如果拍不下来，后续运转就成问题。广告创意里设计了一辆豪华跑车在北京三环疾驰，天上有一只鹰掠过，画面要兼顾现代感和力量感。问题在于，那时候国内很难找到高档跑车，更别说符合“豪华”标准的车型。

　　几经打听，他们总算弄来一辆蓝色跑车。就在准备开机时，客户临时提出意见，说车太小，而且颜色不满意，希望换成红色。这个要求说起来轻描淡写，对制作方而言却是致命的时间压力。当时已是夜里，按常理几乎找不到第二辆高档红色跑车。

　　吴冰硬着头皮上街找，抱着“撞大运”的心态在北京城里转。走到长城饭店附近，她居然真的看到一辆红色敞篷跑车停在门口。那一刻，她的形容是“太惊喜了”。她立刻去问保安，得知是饭店老板的车，随即直接找到对方，半带诚意半带冒险地提出借车拍广告。对方竟然答应了。她跟着保安去取车，连夜开回片场，确保了第二天拍摄顺利进行。多年后再谈起这件事，她自己都感叹，当时简直像一场赌注。

　　正是在这类一次次“像不可能，但最后成了”的经历中，DMG慢慢积累起业内信誉。公司的业务从国内广告拍摄逐步延展到与国际品牌合作。2004年7月，由她主持的百威啤酒广告入选戛纳广告节，这是中国广告首次在这样级别的国际舞台上亮相。这件事，给整个团队带来了很大的鼓舞。

　　2009年，DMG又被国际广告网络机构评为“年度领先全球独立广告机构”，成为首家入选的中国公司。从一个初创小团队，到在国际广告圈混出名堂，前后不过十多年时间，这种发展速度在当时并不常见。也正因此，吴冰在业内获得了“敢闯敢拼”的评价。

　　广告领域站稳脚跟之后，她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把视线年，DMG参与了中影集团筹拍的献礼片《建国大业》，在影片中进行广告植入。这部电影于当年国庆前后上映，票房和影响力都非常可观。通过这样的合作，她更直观地看到电影产业在中国的增长潜力。

　　到2009年，中国影院银幕数量已突破5000块。对熟悉市场的人来说，这后面意味着观影人次与票房空间的持续提升。吴冰清楚，银幕本身就是一种“资源”，谁抓住，谁就可能在产业链里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于是，她和团队开始在电影投资和制作方面加码。

　　他们选定的试水项目，是根据畅销职场小说改编的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。影片由DMG主投，按好莱坞的制片模式来操作：从剧本开发到营销宣传，都更系统、更工业化。电影在2010年上映，最终拿下约1.3亿元票房。对当时的国产都市片来说，这是一个颇为亮眼的数字，也验证了她对于“电影+市场”的判断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DMG进一步加深与好莱坞的合作。通过引进《暮光之城》（国内常译《暮色》）、《神秘代码》《整编特工》《生化危机》《赤焰战场》等影片，他们逐渐熟悉了海外大片在中国发行、推广的运作模式，也积累了与国际片方打交道的经验。

　　2011年，一部更具野心的项目启动——科幻动作片《环形使者》（Looper）。这部影片由好莱坞团队主导，DMG参与投资和联合制片。吴冰在谈判中提出，希望把部分故事地点从巴黎改为上海，并加入中国演员与好莱坞明星同台。这样的要求对国际大片来说并不常见，但她坚持认为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足以支撑这样的调整。最终，片方接受了方案，影片中出现了上海的城市景观，成为宣传亮点之一。电影在中国上映后取得约1.5亿元票房，算得上中规中矩的成功，为后续合作打下基础。

　　有了这次实践，DMG更大胆了。2012年4月，他们与迪士尼和漫威合作，参与《钢铁侠3》的投资与制作。这是漫威系列中备受关注的一部，当时全球关注度极高。在众多竞逐合作的公司中，DMG最终入局，显示出其在中美电影合作中的位置已不同以往。

　　在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，吴冰带队深入参与前期策划、资金安排、剧本细节沟通、中国元素设定以及后期宣传发行。那段时间，她几乎全年无休，下属有事随时打电话，她经常被半夜叫醒，但仍然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。好莱坞同行给她起了个外号，叫“女钢铁侠”。合作方高层也不吝赞誉，夸她精力充沛，“永远在路上”。

　　2013年5月1日，《钢铁侠3》在中国上映。首日票房约1.3亿元，随后刷新多项内地市场纪录，包括首日和单日票房、午夜场票房以及最快破亿等。最终，这部影片在全球收获约12.03亿美元票房，中国市场贡献约7.5亿元人民币。媒体报道中频频提到吴冰，称她为“好莱坞首位中国女制片人”，这一标签在公众视野中迅速被放大。

　　紧接着，DMG又参与了科幻片《超验骇客》（Transcendence）的全产业链运作，从投资、联合制片到相关衍生开发全面介入。影片于2014年在全球上映，虽然口碑与票房并未达到某些预期，但对公司来说，这是一次在国际大片运作上的整体练兵。

　　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，DMG从广告起家，逐步转向影视，完成了从国内小公司到“国际合拍”参与者的跨越。在不少报道中，吴冰被视作敢于“吃螃蟹”的代表人物，她的履历看起来几乎是一部“逆袭史”。

　　随着影视行业的繁荣发展，资本开始密集涌入。2010年前后，国内资本市场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上市潮，不少民营影视、传媒公司希望通过资本运作扩大规模。DMG也出现在这股浪潮中，围绕资产重组、借壳上市、海外布局等问题进行操作。

　　根据公开资料及后续曝光的信息，吴冰在这段时期逐步从“创意人”“制片人”的角色，转向更深度参与资本运作。公司扩张速度加快，业务板块不断增加，在外界看来势头极盛。但在漂亮的报表背后，一些关键数据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匹配。财务虚增、业绩包装等做法，在圈内已经不算秘密，只是普通投资者未必看得清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市值上升和股价波动，市场上有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吸引进来，不乏抱着“押宝文化产业”的心态买入，期望搭上影视传媒的快车。据相关案件披露，有关公司及关联方通过虚报财务数据、夸大盈利能力等方式推动股价走高，吸引了规模接近数千亿元资金参与交易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旦真相被揭开，伤害就不仅是账面数字，而是投向这家公司的无数家庭积蓄。

　　在监管调查与市场质疑的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，吴冰被指早有准备，将大额资金转移到境外。在舆论报道中，相关金额常被提到44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，据称包括通过各种方式置于海外的资产、股权收益等。与此同时，她通过投资移民等路径获得美国绿卡，随后成为美国公民，家庭重心也悄悄转移至海外。

　　当有关财务造假、违法信息披露等问题逐渐东窗事发时，监管层介入调查，相关责任人被陆续问询或限制出境。此时，吴冰已经不在国内，相关地址显示她在美国加州置办豪宅，生活条件十分优越。媒体报道中提及，她在美国拥有别墅、豪华住宅，甚至配备私人飞机，这与国内投资者在股市巨亏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。

　　在后续司法程序中，法院和相关部门多次发出传唤和通知，希望她回国接受调查与配合诉讼。但通过律师递交的说明中，她被以“身体状况欠佳”“正在治疗”等理由，拒绝回国出庭或配合面对面调查。一位参与案件的律师曾感叹：“她一直说身体不好，可在海外的生活状态，又似乎完全看不出有多不便。”这样的反差，自然激起更多质疑。

　　资本市场并不排斥失败，但极为反感欺骗。虚增业绩、隐瞒风险、诱导投资，这些行为一旦坐实，不仅破坏市场信用，还直接伤害到成千上万普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。对于很多在高点买入该公司股票的人来说，看到昔日被赞誉为“女钢铁侠”的人物被曝出提前转移资产、选择在海外躲避追责，心里的失望难以用几句话概括。

　　从时间线梳理下来，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轨迹：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，是吴冰在体校从小队员到全国冠军的阶段；1988年前后，她远赴澳大利亚，再转战纽约；1991年进入影视圈，1993年创办DMG，2004年广告作品登上戛纳，2008年至2010年间切入电影投资，2011年至2014年作为中美合拍片制片人频繁出现在媒体上；在公司逐步做大、资本运作层层推进之后，问题集中爆发，如今案件仍在持续追责之中。

　　回看她前半生的经历，从体操冠军到花样游泳冠军，从武打演员到“好莱坞首位中国女制片人”，这些成就并不能轻易抹去，其中体现出的勤奋、勇气和执行力，依旧客观存在。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，在资本运作阶段出现的严重问题，让无数人付出了代价。个人的能力和野心，如果在法律和规则之外驰骋，终究会变成另一种“失控”。

　　试想一下，如果在公司做大之后，她选择守住基本的边界，不参与财务造假，不转移资金，而是踏踏实实经营企业，可能故事走向会完全不同。那样的话，她或许会被记住为民营传媒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，而不是如今这样被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重来。对经历亏损的投资者来说，更关心的或许是能否依法追责、挽回损失；对观察这一事件的人来说，则更在意制度如何完善，才能减少类似的“传奇变质”再次上演。吴冰的一生，从高强度训练中的咬牙坚持，到资本游戏中的急转直下，为后人留下的，也许不是一个单纯的成功样本，而是一段值得反复咂摸的复杂故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